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民曾一度创造了世界上最动人的观影场景：每到露天电影放映之日，十里八村的人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扶老携幼，不管刮风下雨，依然雷打不动。"看电影"成为那个时代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道精神文化大餐。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电视以及多媒体飞入寻常百姓家，过去那种"村村挂银幕，人人看电影"的农村文化娱乐方式正在渐渐地远离农民的生活，在不少地方农村电影放映难以为继，举步维艰，还有的地方农村电影市场几乎不复存在。据有关资料统计，1991年，全国电影观众人次达144亿，而到了2004年，仅有750万人次，农村电影观众人数更是跌到了谷底。

那么，造成农村电影放映式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村电影放映应该如何找到出路？我们采访了朱兵役和杜立堂这两位全国优秀农村电影工作者，通过他们亲历及目睹的农村电影放映现状，努力寻找一种崭新的农村电影放映模式。以县级电影公司为依托，大力发展农民自办电影放映队的新型农村电影放映模式正在逐渐形成。

朱兵役和昌黎县电影公司

朱兵役对电影的热爱和姻缘起于1982年，按他说是天生的，也是骨子里的。但是他干电影事业却大有“临危受命”的意味。1997年，老朱出任昌黎县电影公司的党支部书记兼经理。“当时我们县农村原来的245个放映队几乎全部解体，县电影公司的经济极度紧张。”但是支撑他走过来的还是跟随他一生的对电影的无限钟爱。老朱上任后，一连几天都是开会，开会，再开会。从政策、管理、改革、市场等多方面分析入手，开始寻找一条适合农村电影的放映之路。

“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很支持农村电影放映，连续几年都有农村电影放映红头文件出台，还将农村电影放映纳入了乡镇小康文化工程的总体规划，这使我们县的农村电影放映工作渐渐地复苏了。”老朱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昌黎电影公司之所以现在走在了全省的前列，老朱之所以成了全省及至全国农村电影放映界的名人，领导重视与政策支持是第一推动力。

国字号的县电影公司，包袱多，人员杂，改革起来就更难。“改革是大势所趋，我一下子就撤消了6个电影管理站，把基层的精兵强将抽上来优化组合。农村电影放映任务直接交给了基层乡镇文化站，并直接与乡镇的政绩挂钩。到1998年，30多个乡办电影放映队、20多个村办电影队相继成立并运行起来了，与此同时，还发展了农民个人和集体放映队25个。当时全县的电影放映普及率提高到95%以上，年放映场次达5000多场，不仅成了秦皇岛市的典型，而且在全省农村电影放映系统也走到了前列。”

有人说，农村从上世纪末就没有了电影市场，而老朱却闯出了农村电影的市场。原因在哪里呢？“我并没有对农村电影放映失去过信心，有人不了解农村的电影市场，只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当然地认为农民不再需要电影了。我走过那么多村子，不光是农民，还有农村的中小学生，他们对电影的渴望并没有减少，相反，他们更加迫切地需要电影了。农村致富需要科教片指导，农民家里办红白喜事需要放礼仪电影，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需要电影来补充……这都需要电影放映啊！”

老朱细数着他们近几年举办过的各种农村电影放映系列：有“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优秀影片汇映、农村科教影片汇映、爱国主义教育影片进校园活动等等。电影的教育作用是实实在在的，乡镇政府开展工作顺利了，国家的政策老百姓理解了，老百姓的致富信息需求也得到了满足———《发展小尾寒羊的家庭饲养》、《优化改造苹果园》、《跟着市场种葡萄》、《鱼虾混养》等等科教影片的放映，让当地农民走上了富裕之路。“新农村建设中的各个方面，在先进文化的感召下，都向着和谐的方面发展了。”老朱说，电影放映推动了农村工作的开展，文化的力量不可小觑。

过去农民看电影的经费，来源于农业人口的人均收费，列入农民负担的提留部分。1999年农村税费改革后，这笔钱没了，使农村电影步履维艰，农民看电影谁出钱呢？老朱又开始与企业联姻，与大型企业合作，送电影下乡。除此之外，他又瞄上了农村的礼尚往来的习俗，瞄准了农村的电影市场。

“另外，全县300多所中小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影片放映活动必须要持久坚持下去。我们投资1.8万元购制放映大篷，解决了学生电影场地问题。每年，仅学校放映场次就达6400多场，受教育学生达万人次。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老朱说：“面对电视的普及、网络的推广，我们必须要改革形式，丰富和提高电影放映内容。我们鼓励农民自己投资办个体放映队、家庭放映队，与企业联姻打造送电影下乡活动，提倡村民出资放映礼仪电影活动……”老朱说农村电影放映的前景是乐观的，形式更应该是多样的、灵活的。

老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人们对农村电影市场的关注还不够，目前正在进行的电影市场院线制改革，目光瞄准大城市，而二级市场开发远未迈出实质性步伐。有些县级电影公司改革滞后、经营困难，阻碍了电影市场的开发和发展。而有的地方改革手段太单一，不适应主动去找市场。只要县级电影公司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农村电影放映前景还是好的。”

杜立堂和他的家庭放映队

与朱兵役的县级电影公司相比，邯郸市峰峰矿区临水村的杜立堂却以家庭放映队的灵活形式活跃在当地农村16年。

杜立堂，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但是他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不老实的劲，那股劲就是不甘心于农村贫乏的文化生活环境。在1990年，自己买部电影放映机的念头长时间的在杜立堂脑海中浮现。于是，在县电影公司的支持下，他卖掉了自己的门市，个人出资购买了自己第一台电影放映机。

“那时候，农民们看电影热情太高了。有一次，去河南的一个小村子放电影，恰巧那晚上停电，但是渴望看电影的农民们并没有回家，他们睡在露天电影场，等呀等呀，夜里十一点钟才来电了，等电影放映结束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杜立堂说起电影放映很激动，他深深了解农民对电影的喜爱。

1995年，老杜花了4000多元购买了新电影放映机和幻灯机，妻子邢清梅和女儿杜彩霞也加入了放映队伍。自1995年至今，老杜的家庭电影放映队深入农村、学校、乡镇、工厂和街道放映影片达2000多场，观众达40余万人次。

“教育学生，宣传科学，我觉得很有必要。我放电影不光是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更重要。”2000年9月，老杜自己出资购买了《生死抉择》的拷贝，观众达两万多人。接着，他又专门去北京购买了《宇宙与人》、《深渊———邪教的本质》等科教片进校园播放。每进一所学校，老杜都有登记，看着他手里厚厚的一叠放映登记单，我们感动不已。

去年，杜立堂又联合附近10支农村电影放映队，在全镇10个村同时放映20部科教片，互相交换，轮流放映，开展了宣传农业科技电影放映一条龙活动，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最近几年，老杜先后四次受到省文化厅嘉奖，2004年文化部授予他的家庭放映队“全国优秀家庭放映队”荣誉称号。杜立堂家庭放映队的名气越来越大了，自己的片库里的片子达170多部，堪称一个小小放映公司。但谈起前景，老杜却有点犯难，“现在农村电影放映市场日益萎缩了，原因很简单，电视家家有，节目又好看，人们不愿再走出来看电影了。”

“出路也有，都在这儿。”老杜把一大包资料放在我们面前，原来是他这几年到北京、山东、江苏等地考察数字电影放映系统的收获。他说：“我们的出路就是得在电影放映质量上提高，投资六七万元购买一套数字电影放映系统，不仅放映效果和质量都会大大提高，而且片源也很充足。画面好看，清晰度高，而且片子新，卫星信号，可能会吸引一部分农民重新走出家门看电影。”老杜谈起自己的家庭放映队的前景又有新打算，但是资金还是难题。

在我们采访回来的路上，老杜打来电话说，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想法得告诉我们，他想着把自家的房屋利用上，建起一个农村影院，让农民们也走进不受风吹雨打的屋子里来看电影。“那该多好呀！”他说。

采访后记：“十一五期间，我们将继续推进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明确农村电影放映的公益属性，争取基本实现全省农村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省文化厅厅长许宁在采访中曾这样对我们说。用农村电影放映工程这种公益性活动，从根本上激活农村电影市场的内在需求和农民的消费潜力，带动各级各类农村电影放映活动的开展，这恐怕是农村电影放映的最终目的。然而，明确农村电影的公益性文化属性，并不等于由政府包办农村电影的一切问题。农村电影若没有社会力量的参与，仍然无法摆脱长期以来等、靠、要的状态，无法摆脱软骨症的生存状态。

在采访朱兵役和杜立堂的过程中，我们欣喜地发现，在农村仍然有着一种力量，一种渴望，那就是农民们对文化的渴望和期盼，也正是这种力量支撑着老朱和老杜们走出了一条坚持为农民放映电影的特色之路。在他们两位的带动下，许许多多的县级电影公司和乡办、村办放映队努力地推动着“2131”工程，越来越多的农民自办放映队正在涌现。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放映形式和体制，寻找农村电影放映市场，都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老朱与老杜都谈到了他们了解和接触到的农村电影市场，除去政府组织的各种电影宣传放映活动和农村中小学校有组织的爱国主义教育系列电影放映活动外，真正的农村电影放映市场还依赖于农民办红白喜事所放映的礼仪电影，而就是这有限的农村礼仪电影放映市场前景也并不乐观。在石家庄市附近县市我们做了一个粗略的调查，有很多的农村，几年前，政府提倡办红白喜事崇尚节俭，早已经抛弃了放映礼仪电影的习俗，这样农村电影放映市场无疑就没有了，也就是面向农民大众的电影市场几乎为零。如何使农村电影放映市场由被动观看，向着农民自己主动掏腰包，主动来看电影的方向发展，形成一个固定的、良性循环的市场，还需要解决许多的问题，从放映硬件的提高到放映环境的改善，从影片题材贴近农村到影片质量的进一步提高……靠送电影下乡，靠公益的专场，都无法让其活得长久，活得有后劲。只有靠灵活的形式，靠巨大的市场，让农民走出来，走向电影市场，农村电影放映才能长久地生长在农村的这片沃土上。 本报记者 艾秀廷 刘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