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也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和中华悠久历史文明的象征，这在今天，已是每一位华夏子孙，包括海内外华人的共识了。随着我们民族的日渐繁荣昌盛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人们对自己的这位祖先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原本的身份是什么？又是怎样成为我们民族共同祖先的？这些问题，有的已为过去学者提出来并加以探讨过，但由于上古历史传说的纷纭杂乱，至今未能理出一个清楚的头绪来。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和我们河北古代文明的产生有很大的关系的，作为河北地方的文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用科学的历史观，根据历史事实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1、黄帝从哪里来，也就是黄帝族的发祥地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自古就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早在司马迁时代，就已经是各地的“长老皆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即各地都有关于黄帝的传说这种状况了。诸说中影响较大的，一为陕西渭水流域说，其根据是《国语·晋语》的记载，那上面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条文献说，黄帝与炎帝分别姓姬和姓姜，出生在渭水流域的两条支流上，相距很近，是一对兄弟。近人或解释黄帝与炎帝的这种“兄弟”关系为黄帝族与炎帝族互通婚姻的姻亲关系，或径直说黄帝族与炎帝族是一对“胞族”。按照这种解释，黄帝的确可以说是出生在渭水流域。但问题是，黄帝族与炎帝族的这种姻亲关系，实在是一种很晚才建立起来的关系，具体地说，是他们各自的后人姬周族和姜姓的申、吕等国族建立起来的婚姻关系。这在周人的史诗《诗经·大雅·绵》中记载得很清楚。那上面说，只是在周文王的祖父公亶父时，周人才因躲避犬戎族的入侵而迁徙到渭滨的周原并从而与这里的“姜女”发生婚姻关系的。至于其远祖黄帝之时，则未曾与炎帝族有过婚姻关系，有的只是黄帝族与其他姓族通婚的记录。因而《国语·晋语》的这个说法只应视作晚起的传说，不能作为黄帝自古以来即居于渭水流域的凭证。

诸说中另一个较有影响的说法是河南新郑说，但这个说法起得更晚，只是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才明确记载说：“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于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这样晚起的说法，是更不足为凭的。

诸说中唯一正确的，应是黄帝族发祥于古涿鹿一带的说法。这个说法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在这篇记载我国传说时代亦即五帝时期的重要事件的传记中，司马迁两次提到了涿鹿，一则曰，“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再则曰，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前一则说的是著名的涿鹿之战；后一则说的，即是黄帝定都在涿鹿，以涿鹿为自己的居住地。所谓“涿鹿之阿”，即涿鹿山下一片广阔的平地。这两处涿鹿都是指的古上谷地区，即今河北张家口市的涿鹿。所谓黄帝“合符釜山”的釜山也在涿鹿。

司马迁是我国史家的不祧之祖，他治史的严肃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他自己的介绍，他在做出这番叙述前，曾经亲自到涿鹿地方考察过，对于各种歧异的记载和长老的杂说，都经过自己“好学深思”的过滤，最终“择其言之尤雅者”，即选择最有根据的说法著为这篇本纪，因而我们相信他们的说法是可靠的。

作为司马迁这个说法的旁证，我的考证，史载黄帝的所谓“正妃”嫘祖，实际也出身在涿鹿附近。嫘祖或称方雷氏，这两个名称，都因这里的古雷水和雷首山而起。雷水即《水经注》里面的水，今称作桑干河(它的下游称永定河)，这条河原出山西雁北地区，正好流经涿鹿一带，是亦增强了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记载的可信性。

2、以上是文献所载黄帝发祥于涿鹿的证据。那么从考古材料看，是否也能提供黄帝邑于涿鹿之阿的证据呢？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进行这方面的论证，尚需先弄清黄帝如何成了我们民族的共同祖先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明白，黄帝这个称呼，按照人类学的一般知识，乃指的是一个族团，或一个族团的首领。我们说黄帝居住在涿鹿一带，等于说以黄帝为首领的这支氏族或部落居住在这一带。古代的氏族常常迁徙。《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邑于涿鹿之阿的同时，又记载了“黄帝崩，葬桥山”，此表明黄帝氏族(或他们的后人)后来迁到了桥山一带。这个桥山，在汉阳周县境，即今陕北子长县境内，南距今黄陵县尚有数百里之遥。黄帝之被奉为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正与黄帝氏族往西南方向的迁徙有直接关系。

大家知道，华夏族即以后的汉族，主要是由历史上的夏、商、周三族人及某些戎狄蛮夷共同融汇而成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周人，“华夏”这个称呼，是来源于周人的自称。他们首先是在反对商人的战争中称自己和自己的同盟为“夏”，后又将自己分封出去的诸侯国称作“诸夏”或“诸华”。以后，这些诸侯国各自壮大发展，把周围其它夏商旧族和戎狄族纳入自己统治的范围内，最终融汇成一个具有华夏共同文化的民族。而周人正是以前的黄帝氏族的直接后裔，他们并非向来居住在陕西渭水流域，而是从早先的秦晋高原亦即黄帝氏族居住的地方迁徙过来的。这样，由周人奉黄帝为祖先，发展到整个华夏族都奉黄帝为自己的祖先，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上述黄帝氏族与其直系后裔周人的迁徙路线，经考察，大致都可与考古发掘提供的材料相符合。首先，周人是由秦晋高原迁徙过来的，这在考古学上的证据就不少。相类似的看法过去就有邹衡先生提出过，他是从先周文化与分布在晋中及秦晋高原一带的光社文化相互之间的继承关系上提出这一论点的，今学者多将分布在秦晋黄河两岸之间时代约当中原商时期的考古文化称为“李家崖文化”，而以“李家崖文化”与更早时期分布在其迤北内蒙、陕西、山西交界一带的朱开沟文化，二者存在着更多共同的文化因素，包括陶器类型上的一些共同的东西，属于一个系统。实际上，朱开沟———李家崖文化同先周文化(田广金：《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第311-312页)，如此看来，周人自北迁徙而来的说法应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周人的祖先黄帝氏族自涿鹿一带迁移到晋北、陕北与内蒙交界一带，亦是很好理解的事情。涿鹿所在的冀西北地区本来就与处在河曲地区的晋北、内蒙一带相毗邻，流经涿鹿的桑干河即发源于晋北，沿桑干河谷通往晋、陕乃至内蒙塞北都是比较方便的。目前，考古发掘工作者也发现了源自西北、西南方向的陶器类型及花纹与源自东北辽河流域的陶器类型和花纹在晋西北交汇的证据，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就张家口地区的蔚县发现的这类器物发表看法，指出，这些现象，“说明张家口地区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他甚至称，包括晋西北在内的晋、陕、冀及内蒙交界地区为古文化交流的一个“金三角”(《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47-48页)。因此，我们说黄帝氏族始居于涿鹿地区，由此走到晋陕之间黄河两岸地区，再走到渭水流域，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也符合考古发现提供的事实。换句话说，历史与考古研究都表明，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确实是从冀西北涿鹿走出的。

3、黄帝不仅是华夏民族的祖先，还是我们民族的“人文初祖”。这个称号，主要是指黄帝是许多典章文物的制作者，是开启华夏文明的第一人。《国语·鲁语》就称“黄帝能成命百物”，以后《世本》及其他一些古籍则记载了许多黄帝及他的臣下各种各样与文明有关的发明创造。

这些记载，当然只是传说，它出自人们对于黄帝的尊崇。实际上，许多发明创造不可能出自某一位“圣人”，也不可能全部出自黄帝所率领的那一支氏族部落。

但是，我们古代河北的先民们确实有着许多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确实对我国古代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至可以说，我们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离不开古代的河北。

例如，作为先民定居生活的象征———陶器，最早就出现在河北。上世纪80年代，河北徐水南庄头及90年代阳原于家沟发现的陶片距今上万年，是目前我国(至少是北方)已知最早的陶制品。

我国本土农业起源的证据也出在河北：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的粟的炭化物，距今年代在七八千年以上，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粟的标本，它表明这种我国先民最普遍食用的粮食作物的栽培，就是由河北古代先民发明的。

与农作物栽培同时产生的家畜的饲养，最早也出现在河北。磁山出土的家猪和家鸡的骨头，是已知各地最早的通类家畜的标本。特别是家鸡，经鉴定，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家鸡。

我国纺织技术似乎也以河北的出现为最早。磁山第一文明层出土的陶纺轮以及骨梭、角梭和网梭，早过了国内其他任何古遗址。

蚕丝业亦当较早出现在河北。近年正定南杨庄仰韶遗址出土有陶质蚕蛹一件，该遗址距今5400余年，早于过去认为是最早的丝织品标本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的绢片的年代。

还有打井的技术，邯郸涧沟及容城午方遗址发现的水井，可以说是我国北方地区最早发现的水井。

以上，均是我国史前时期一些与文明有关的重要的发明创造，它们均最早出现在河北。它们从这里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充分展示了河北悠久的古代文明。这是我们居住在河北土地上的华夏后世子孙应当引以为荣的。

(作者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沈长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