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馈赠给亿万观众一个现代版的"孔子"，《〈论语〉心得》使于丹由学者变成了公众人物。她忙，不得不拿出大量精力应酬各种社会活动。4月9日中午，记者终于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楼"见到了于丹。黑上衣，蓝牛仔，短发明眸，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大概出于教师的职业特点，她用丰沛的格言语录来款待访客。 记者：你儿童时代非常孤单，父母下放，伙伴很少，只能躲在角落里默默地认字读书。《论语》，从4岁读到40岁，熟知其中的语录、典故。除了这部古籍，童年时代，你还读了哪些书呢？

于丹：除了《论语》之外，看得更多的要属古典诗词。家庭给我的童年提供了宽松的文化环境，父母从不强迫孩子必须要读什么、学什么。春天来了，父亲就带我去北海公园，他指点四周的景物告诉我，这叫做“红杏枝头春意闹”，望着眼前的花枝，才能体味到“闹”字为什么运用得传神。再说“毂皱波纹迎客棹”，一点一点体味，“皱”字哪里运用得巧妙……当时，父亲讲解得并不很郑重，而是信马由缰，信手拈来。很多诗词小孩子也未必全懂，只是在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多少年后，这些有关文化的懵懂记忆将被重新唤醒，成为一种艺术修养或知识储备。个人的文化成长，是一种反刍，消化之后，将使人受用终生。

记者：你从很小就练习书法、写日记，从小学读到博士，寒窗二十载。其中，是否也有过为读书而读书，为学习而学习的迷惘状态？比如，今天的孩子，不得不舍弃童年的情趣、少年的天真，钻进家长与社会所规定的“套子”里获取某种技能。作为母亲，你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背《论语》；作为父亲，我也不愿意自己的儿子皱着眉头弹钢琴。可是，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可能实现文化技艺的传承。少年儿童绝不愿亲近枯燥乏味的东西，他们更愿意看电视、读漫画、玩游戏、上网……你是教育专家，对此有何高见？

于丹：教育心理学讲究“寓教于乐”。学习必须和乐趣结合起来，才有效果。童年时代，我读书只是为了填补精神空白，总要学点东西，心灵总要有一种托付。随着年龄增长，我的阅读依然是结合兴趣，就像陶渊明《读〈山海经〉》所说：“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书就是为了图一乐儿，应该读出“境界”，直到自己得意忘形。其实，教孩子没有任何规矩，技术主义永远解释不了这个谜团。比如弹琴、画画、跳舞，甚至读书，都应让孩子感觉到是在游戏、在玩，别让他们心存芥蒂，感觉自己是被迫学习。孩子特别排斥的东西，肯定不行。我和女儿在一起，快活得不得了，完全是嘻嘻哈哈，连滚带爬———她是自由的。

记者：2006年11月26日，你在中关村签售，8个半小时，签了10600本，累得手都没感觉了。回到家，不到两岁的女儿送你一份家庭作业———卡片上开满鲜花。你说自己心里很温暖。我注意到你频繁使用“温暖”这个词，并把自己的人生基调定为：朴素、温暖、天真。这种界定似乎有几分“小资”情调和女性化。随着阅历增长，你的人生基调是否还会发生细微的变化？

于丹：不会。我的这种基调已经根深蒂固，不可能再出现变化。我的确喜欢朴素、温暖和天真的人生。

记者：有位老人在签售现场说，感谢你为中国人找回了孔子。我想知道，你找回的孔子、庄子究竟是怎样的圣哲先贤，其中是否有你自说自话、一厢情愿的成分？

于丹：为什么我出版的作品叫做《〈论语〉心得》、《〈庄子〉心得》呢？就是一家之言，有感而发。对于孔子、庄子等文化先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理解，只要用心去体悟，便对精神与心灵有所帮助。人，应该保持天之本真、赤子之心，性情———尤其是真性情，在生活中越来越宝贵。我建议人们，多用心，少用脑。心，可直达性情；脑，只浮于技巧。我尽心尽力地接近那些古代圣贤。孔子所代表的“儒”，授我以使命，教我在社会人格中自我实现，以身践行；庄子为代表的“道”，假我以羽翼，教我在自然人格中自我超越，心灵遨游。也就是说，儒家教人们承担重任；道家则让人们举重若轻。我上大学三年级，大约19岁，就开始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了。

记者：当今文化界出现了急功近利、曲解误读的苗头。一方面，有人把白先勇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安意如以说诗词的方法图解古代名人，以及你在《百家讲坛》的《〈论语〉心得》相提并论，称之为中国文化形形色色的掘墓人。另一方面，你在央视的讲座令很多观众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起到了“师傅领进门”的作用。请问：公众在接受完简单的ABC之后，应该如何培养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

于丹：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生态，应该多元化，并极力保持全民共享的局面；它绝不仅仅属于少数的精英阶层。至于大众如何阅读、怎样思考，我想，无须杞人忧天。民众有自己的行为判断，他们知道最需要什么，也清楚应该阅读什么。我很欣慰，公众能够通过电视传媒和典籍阅读，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文化构筑中来。还是那句话，一心一得，百悟百得，任何人都能通过阅读和思考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记者：前不久，沸沸扬扬的“十博士联名”事件，把你推到了被攻击的漩涡。他们认为你的作品是一锅“心灵鸡汤”，甚至指责你“极度无知”，并“借媒体强势，以阉割中国优秀文化为乐”，属于“有高等学历的文盲”。甚至有人在签售现场亮出T恤衫，抗议说：“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对待这些非议，你作何感想？易中天称于丹“好脾气”，对待批评一律是“三鞠躬，一握手”，请问，这是礼节性的外交辞令呢，还是肺腑之言？

于丹：我真是这么想。对待批评者，“三鞠躬，一握手”，这绝不是什么外交辞令。为了古代那些圣哲前贤，为了包括贵报在内的大众媒体，为了亿万热心观众……难道，不值得我鞠一躬吗？“十博士”批评也好，其他非议也好，大家都是对中国文化负责，不过是彼此“逻辑起点”不同。我做的是普及性工作；他们则着重学理研究，所谓“和而不同”，大家并不冲突。孔子曾告诫“多言而躁、夸夸其谈”的司马牛，君子应该“不忧不惧”。“反躬自醒”，我问心无愧。我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应该怎样走下去。显然，当代社会需要的不是一边作壁上观，一边抨击指责；最需要的是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真的没有时间理会那些是是非非。

记者：上月，你去新加坡讲学，想必感受到了中华文明在东南亚地区的巨大影响。不仅中华文明，更广义的东方文化也开始日渐红火，比如韩医、印度饮食、日本动漫等等，都是以文化为媒介，向世界传播本民族的价值观念。这些势头，可否称作东方文化的觉醒？尽管你不喜欢“热”这个词，我还是要问：中华民族在文化领域的复兴，是否必须推动一场大规模的“国学热”？

于丹：我非常不喜欢“热”这个词。所谓“热”，不是一种常态；而是暂时的，物极必反就是“冷”，会走向愿望的反方向。我这次新加坡之行的确很受欢迎，演讲也很轰动。容纳1300人的报告厅挤得水泄不通，只能外接电视，现场直播。如果藉此来证明东方文化怎么样，并没有根据，毕竟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特例，他们最广泛的公众语言是英语，但90%以上是华人。全社会保持着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可，因此，中国的古典文化很容易在新加坡引起共鸣。至于“国学热”，我并没有太多感受，还是省点力气，多为传统文化做事更有意义。

记者：易中天称，央视《百家讲坛》制作节目要“双规”，即在规定时间讲清一个历史事件，每5分钟还要抖一个“包袱”，这很像赵本山在春节晚会上演小品了。作为国家电视台，的确掌握媒体优势，这种优势已经成为巨大的文化资源。请问：《百家讲坛》的运作方式有没有可能沦为一种僵化的模式，或者说一种“圈子文化”？

于丹：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应该问《百家讲坛》的总导演或制片人。我也不便对央视发表任何评论。其实，这是一个无须批驳的说法。请问，《百家讲坛》开播以来，你能记住几位主讲人？恐怕连七八个都不到吧。

你知道，这个节目的候选主讲人有多少吗？四百多位！也得“海选”，层层选拔，大浪淘沙。怎么可能凭借交情好、关系硬，就草率地上镜呢！

记者：你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两部作品发行上百万册，高居全国各大书店的销售榜首，应该说是名利双收吧，你承认自己是位成功人士吗？

于丹：我不觉得自己已经成功了。所谓成败，全在每个人的内心感受。我崇尚“外在立身，内在立心”这条古训。名利二字，只算社会通行的一个指标；但绝不是全部。目前，亟待我去做的事，还有很多。

记者：如今，你是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很忙。还有时间读书思考吗？有时间陪伴家人、孩子吗？在极度繁忙的状态下，你如何保持自己“获得幸福的能力”？

于丹：我怎么能放弃阅读和思考呢？当然要读书。今天，我们这次采访属于实在推不掉的，所以才挤出一个小时；一般活动，我都婉言谢绝。尤其是周六、周日，我肯定要推掉所有的应酬，守在家里陪伴先生和小女儿。虽说很辛苦，生活却赐予我多重角色———妻子、母亲、教师、学者等等，能出色地完成这些角色，便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情愿下辈子还当女人。忙，只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一些干扰，但改变不了人生的主题，比如，始终保持自己“获得幸福的能力”。

                                                                  □本报记者 张继合